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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辞职或因“下海”热

2015-12-11 07:17:36 字号: | | 推荐课程:
  9月6日下午,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市长职务,成为今年山东省辞职的第二位厅级官员。梅永红前往深圳,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6月3日,山东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发公告称,接受张毓华辞去菏泽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6月14日,媒体报道张毓华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7月,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有媒体报道,陈凯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7月,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其后,他在微博上表示已加入乐视公司。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有报道称,他离职后赴海外留学。
  
  将时间段拉长,近两年来,官员辞职的信息更是不绝于耳。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其时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记录: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2014年,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也辞去公职。  综合分析这些辞职下海的信息,可以发现,沿海开放地区的官员辞职较多,或者内地的一些官员辞职,选择的去处仍然是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去处以法律、金融或者经济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为多,尤其是法官辞职当律师,是其中最为明显的。
  
  而辞职官员多是年纪在40岁上下的县处级或副厅级岗位的官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有的层级中,县处和副厅级再往上升难度加大,而这个年龄正好还“年轻”,可以出去闯一闯。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人们仍存在分歧,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还不能说出现了一股“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选择辞职的官员越来越多。
  
  社会背景加个人选择的双重原因
  
  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随着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
  
  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官员辞职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
  
  一些辞职直接与当下的党纪加强有关。比如最近媒体热议的陕西城固莲花街办杜家槽村村主任马某,为给独子办个风光的婚礼,不惜辞去村主任一职。
  
  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
  
  虽然住房、养老、医疗等福利较多,但与许多外人想像中不同,除了个别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以外,大多数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曾表示,他每天工作超10小时,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曾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而后当了律师的赵光华告诉媒体,辞职后,月收入近两万元,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而个人理想型的,更多追求的是工作环境更自由,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在机关做到退休,自己的一生能干些什么?这是不少理想主义型官员人到中年的“天问”,也是选择辞职的重要原因。
  
  43岁的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光明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自己从天性上并不适合从政,尽管升得比较快,行政工作也得心应手,但不适应官场应酬。他只想深入研究法律,做个专业的法律人,大学时就想做律师,“再不跳出来就没机会了”。他最终北漂之后当了“梦寐以求”的律师。
  
  打破“官本位”,社会才有活力
  
  官员辞职和“下海”之所以在中国会一再地引人注目,其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市予帝王家”;而其现实背景则是,政府权力仍然掌控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
  
  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大学生毕业以来持续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以致公务员招考已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
  
  对于不少普通家庭而言,如果孩子在党政机关工作,父母天然就觉得你“当官”了,将来一定是光宗耀祖,荫庇一方。
  
  而梳理前几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给了优秀人才另一个出路,这就形成了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的局面。相比于政界较为僵硬的体制,商界的竞争机制和巨大的财富诱惑,使得许多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风险较大的企业职位比稳定的政府职位收入大幅上升是正常现象。一般敢于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上还是能力较为突出,对自己也有自信的,因为要放弃一种旱涝保收,自己又有一定基础的工作,重新开始一种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的生活,自信和能力显然都很重要。
  
  从现实来看,官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是所有社会职业中排在第一梯队的,对于“厌恶”各种风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做官更保险和更好的职业了。然而,如何使得政府职位仅仅成为一种正常职业,去除陈朽的“官本位”思想,从整个社会来看,官员下海逐渐常态化,“辞官”的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成为一种正常的个人选择,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官员下海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权钱关联交易。比如,不少官员离职后,就任的是原来自己监管的领域,如城建系统的进入房企任职等。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然而,从现实中来看,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
  
  总之,官员下海是好事,但政府在相关方面需要有更为规范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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