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行测练习：文章阅读（508）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想法常常相左，这简直就是个常识了，人们一直将这些男女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性激素的作用，或者是产生男女特定行为方式的社会压力所导致，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不管怎么说，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两性的大脑在基本结构和功能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而这种观念开始日益受到           。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脑在解剖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不但如此，其神经环路和神经元间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在基因水平就决定了的。所有这些研究都会让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脑不止是一种，而是男女两种。
这个结论让神经科学家们有点头疼，因为我们关于大脑的大部分认识是来自于对雄性动物，包括男人的研究。如果说从这些研究得出的推论哪怕只有小部分不适用于雌性动物，那也意味着大量的研究工作本身的基础就不牢靠。弄清楚女人的脑到底跟男人的怎样不同，也许可以解释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谜团，例如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倾向于犯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为什么有的药物对一种性别有效而对另一种性别就没作用。
人们早就知道雄性和雌性的大脑有点差别，但大家都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局限在下丘脑部位——一个参与调节进食活动和控制性冲动的脑区。因为雌性动物的雌激素和孕酮水平在月经周期上下波动，这会使实验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所以研究者们除了在研究下丘脑的时候会区分性别，否则都会尽量避免在实验中使用雌性动物，因为雌性在经期的雌激素和黄体激素水平变化会让实验结果更加难以分析。因此神经科学家们一直以为除了下丘脑外，男性和女性的脑没有什么不同。
但很显然，两性的脑存在许多差异，下丘脑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女性脑内的许多结构的相对尺寸与男性的有所不同。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里，哈佛医学院的Jill Goldstein及其同事测量并且比较了健康男性和女性的45个脑区。他们发现女性脑的额叶里控制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那部分脑区要比男性的大。女性的边缘皮层也比男性的大，这个区域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海马（海马是一个参与短期记忆和空间导向的脑区）相对男性的要大——女人们背了个不识地图的坏名声看来有些冤枉。男性相对于女性较大的脑区包括顶侧皮层和杏仁核。顶侧皮层负责处理感觉器官传来的信号，也参与空间感知的过程。杏仁核则控制情绪和人的社会行为以及性行为。加州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Larry Cahill说：“（男性和女性脑的）同一个结构大小有差异很可能意味着它在功能的组织上也会有不同。”
Cahill发现性别的差异会影响到一些脑区的使用。在利用脑成像技术完成的实验里，他要求男受试者或女受试者回忆前面看过的令他们激动的画面。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受试者都动用了杏仁核这个脑区。杏仁核是一对杏仁大小的神经元团，它们也是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但不同的是男性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用的是右侧杏仁核，而女性用的是左侧杏仁核。而且男女受试者在回忆画面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男性侧重于回顾要点而女性则更注重细节的表达。Cahill说，这就提示我们男性和女性的脑在处理带有情绪因素的信息时所采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问题。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学科网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他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注】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方寸，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发现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各题。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贤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