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教师节是不是要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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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来临，不少家长开始为要不要给老师送礼、送什么礼而纠结。就此，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袁卫星干脆致信全校学生家长，劝说家长不要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送礼扭曲了师生、家校关系。“这种赤裸裸的‘表达’，对老师并不是尊重，更像是侮辱。”因为给老师送财物，好像是在给高贵的事业定价。
每到教师节，“送礼”都会成为话题。之所以能成为话题，是因为这种现象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迹象。问题是老师们真的想收礼吗？这是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问题，我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不好说在整个教师群体里有多大比例的老师想收礼。如果说一个没有那肯定不现实，但要说比例有多大，无凭无据的这就算是诽谤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师节送礼是存在的。
同样受到困扰的或许还有医生群体。记得我的家人动手术住院的时候，医院首先就给患者发放了宣传单，白纸黑字写着请不要给医生送红包。但这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并不打算按照宣传单说的做，我甚至阴暗地想，这会不会是变相地提醒我送红包。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医生和患者失去了互信，医生真诚地拒绝红包，患者却以为对方只是客气客气。哪有医生不收红包的？这成了一些患者心中的偏见，而显然这偏见侮辱了那些拒收红包的医生们。而对于患者来说，送红包已经从一种被动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行为。不送心里不托底，万一其他患者都送了就我没送……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无法证实的想象进一步强化了患者送红包的决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深圳中学校长这封公开信的时候，感动之余不免也要画个问号：这真的能阻止家长们教师节给老师送礼吗？或许在不少家长眼里，这封公开信就像医院的那张宣传单，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对于一些家长来说，这礼物该送还得送。如果真有别的家长听了校长的话不送了，正好我家孩子就占得先机了。当有竞争存在的时候，联盟很容易从内部瓦解。
那这古怪的、互相猜疑的送礼习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客观来说，这里有资源稀缺的困境。在我国，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都是稀缺的，僧多粥少，就不免要竞争一番。假如市场是开放的，那么价格能解决竞争问题，好医院和好学校收费高。但我国的好医院和好学校都是公立的，需要考虑公益性。为了照顾底层民众，医院和学校的价格被限制了，但竞争还在，于是被压下去的那部分价格就变成了红包和礼品。
除了竞争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化也为送礼营造了氛围。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人情社会，拉关系走后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然后又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就拿教师节送礼这件事来说，这真的只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行为吗？而家长真的是主动送礼吗？其实所有人都是被动的，某种意义上来说，送礼甚至成了师生间的“投名状”。
然后教师节前这几天，我们如果去街上溜达，就会发现大小宾馆饭店都推出了谢师宴的服务，各种月饼礼品也努力蹭教师节的光。身为一名家长，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耳边都是教师节要送礼的提醒，你会作何反应？置之不理？你敢吗？这是传统人情社会和现代消费主义的合流，而大多数人的行为只能被它所支配，这远不是教师的拒绝和校长的呼吁所能对抗的。又何止是教师节，送礼始终是商家促销最重要的手段，它渗透到每个现成或打造的节日里。于是这千万只看不见的手，成了送礼现象背后的推手。
而一种观念的改变，或许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又或许需要很激烈的变革。前些日子看大象公会的一篇文章，解读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干净，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打了一场激烈的“垃圾战争”。所以我们需要的可能是耐心和决心，既不能被动等待，却也无法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校长的公开信，或许不能达到阻止家长送礼的目的，但能够引发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可以说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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